张炽（1898—1933年），字子昌，1898年出生于云南省路南县（现石林县）堡子村后街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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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党员方婷朗读张炽《写给妻子的信》
北上追求真理
幼时受父母熏陶教育，养成正义、不畏强暴的性格。辛亥革命后在高小读书，就萌生“为国家、社会造福之志”。1919年，张炽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昆一中前身）。在校期间，张炽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执委。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云南学生群起响应，张炽与同学们奔走相告，振臂高呼，将铅印的《缘起》传单分发出去，介绍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声援五四运动。1921年，张炽直接参与领导了省立一中驱除反动校长的斗争。张炽在斗争中亲自编写《驱丁声》小报，揭露了校长丁杰对学生迫害的罪行，在该校掀起驱丁活动。他的行为被当局镇压，不幸被捕，引得群情激愤，全校500多同学到昆明县政府请愿示威。当局迫于压力，将张炽释放，丁某也只好辞职引退，“驱丁”斗争获全胜。![]()
张炽所在省立一中十三班的同学录
（现藏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张炽在省立一中毕业后，1923年春，毅然背井离乡，到达上海。原打算参加南京东南大学招生考试，由于考期已过，遂在熊庆来教授（云南弥勒人）的帮助下，入东南大学推广部补习学校作升学的准备。经过一年的补习，于1924年赴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由于“颇欲研究政治以为将来根本改造社会之预备”，同年9月，张炽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革新社等进步的社团组织，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做救国之工作”。1925年初，经刘平楷、姚宗贤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张炽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之中。还是一个学生的张炽，不仅担任中共民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和北京西区区委委员等职，还担任着贫民学校的义务教师，出入北京青年学会等一些群众组织之中，为革命昼夜奔忙。1925年6月，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张炽积极参加了支援“五卅”的募捐活动。他还在7月18日的《京报》上发表了《专门以上各校将招考新生所得的报名费移助罢工同胞的提议》。1925年11月28日，张炽积极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发动的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尤其是在三一八惨案中，张炽经受了考验与锻炼。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社会各界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游行到段祺瑞门前时，反动军警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并用马刀、刺刀乱砍乱杀，游行群众当场被打死47人，伤200余人。在运动中，张炽腹部受伤，但他仍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到大连整顿党团组织
为了解大连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斗争情况，1925年6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张炽到大连巡视。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再次派张炽作为特派员到大连整顿和健全党团组织。他主持改选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建立中共大连地委和共青团地委。在地委委员会议上研究分工时，原地委书记杨志云等人推举张炽担任书记，而张炽坚持不肯，他从党的利益考虑，一再向委员们说明自己对大连情况不够熟悉，还是由杨志云担任书记对工作有利。大家终于被说服，而他则分工担任宣传委员。张炽这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好品德，贏得了大家的敬佩。经过整顿教育，振奋了大连党、团员的革命精神，从组织上、思想上巩固和发展了大连地区党、团的工作，受到了大连党、团员的好评。1926年6月8日，大连地委给北方区委的报告中写到：“自从张炽特派员来大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紧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的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议，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的参加指导，直接把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指北方区委）的经验，一古脑儿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
张炽在大连工作期间，正处在满洲福岛纺织株式会社全体中国工人自4月27日开始的大罢工的最艰难时刻。张炽和大连地委及大连中华工学会其他领导一起，深入到罢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情况，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并和罢工指挥部成员一起研究斗争策略，解决罢工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参与书写传单，组织各厂工人和各界民众支援罢工工人。罢工坚持了100多天，终于取得了胜利。1926年7月，张炽被党组织派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党为云南培养干部，以该政治部名义举办的政治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为革命四处奔忙
1927年初，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张炽跟随王德三等人回到昆明，以加强云南地方党组织建设。王德三和张炽到昆明后，在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任书记，张炽负责宣传工作，主编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周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张炽被通缉，党组织将他调离云南，转道香港到武汉。不久，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逆转，那时驻南昌的北伐军第3军朱培德部政治部由共产党员杨青田负责，杨青田邀在武汉的张炽到南昌第3军政治部工作。他于7月27日到达南昌，参加南昌起义，担任叶挺部队的师部军需主任和参谋长。8月5日，张炽随起义部队南下。部队南下途中由于天气炎热、物资供应困难及不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阻击，伤亡人数增加，一些人思想出现波动。张炽以坚定的革命精神鼓励大家说:“我从云南出来真不容易，跟随马帮，打着火把走了几天几夜，特别是爬那些大山更是辛苦。爬山是不能歇的，越歇越没劲。革命也好比爬山，爬一步高一截，如果爬到半山折回去，那就再也爬不到山顶了。”10月初，起义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由于敌军力量数倍于起义军，起义部队受挫。张炽化装潜入香港，生活无着，又染上重病，处境十分艰难。10月下旬，他与组织取得联系，于10月底到达上海，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后在中央培训班学习结业，在中共中央做巡视工作，往来于南京、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南昌、武汉等地，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党和革命事业，风尘仆仆，东奔西驰，历尽艰辛。![]()
1929年，张炽以治病为名，动员老家的亲属卖掉田地和庄子，筹集银圆1890元，分两次汇往上海，全部上缴作为党的革命经费。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使命，他担任过报刊编辑、中学教师、码头工人、商店店员、酒店的茶房、历尽千辛万苦。
为真理甘洒热血
1930年7月，张炽在上海鲁班路广场工人集会作宣传，鼓动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时，不幸被捕，当局以“同情共产党赤色分子罪”判处他5年徒刑，解押到上海漕河泾监狱。这个监狱中狱官狱吏苛扣囚粮，贪污公款，犯人的生活很糟。张炽等人领导难友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后被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利用在狱中洗衣队劳役的机会与难友接触，秘密组织建立狱中党支部，担任书记，在危险的环境中勇敢地担负起领导狱中难友斗争的重任。狱中党支部将斗争坚决的骨干组成“互济会”，这个赤色互济会，成了党的外围组织。他组织大家学习政治时事，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他还争取进步的看守偷偷地给他报纸看或帮他从外面买来报纸。他把从报纸上收集到的资料和难友们与家属会见透进来的消息，利用节余的手纸，办起了《生活》小报，并利用《生活》小报，揭露敌人，团结教育难友，用苏区红军胜利的消息鼓舞同志，在小报上传教《国际歌》，将中共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编成歌词，用苏武牧羊曲调传教给狱中难友。《生活》小报成了狱中难友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变成了狱中难友们战斗的工具。经过党组织和杨立贤等亲属的尽力营救，有关当局已初步答应让张炽保外就医。恰在此时，由于传递交通失事，外围组织“互济会”被破坏，由于叛徒出卖，反动派找到了《生活》小报，并嗅到了张炽是小报的主编，把他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审查，敌人妄图以《生活》小报为线索，从张炽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狱中党组织与社会上的联系，对张炽进行劝说、诱骗，并施以酷刑，为保全党的组织，避免更多同志的牺牲，张炽经受了极为严酷的考验，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句真情，没有出卖一位同志，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3年4月1日，张炽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死刑，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唱着《国际歌》与战友们诀别，终年35岁。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有张炽烈士事迹材料和遗物。2001年，张炽烈士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一书。
（选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昆明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