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灯塔︱黄洛峰——主持出版《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三联书店创始人

     黄洛峰(1909—1980)，原名黄垲，1909年2月出生于云南鹤庆县城一个商业家庭。

我校党员方婷朗读黄洛峰日记《“九一八”！》

立下救亡图存志 投身革命即为家

13岁那年，黄洛峰随马帮结伴而行，“远游负笈夙所志，男儿驰骋须四方。壬戌轻装忆结伴，春风送我离故乡”，由鹤庆千里跋涉到昆明，先后考入私立成德中学（昆一中前身）、省立第一中学（昆一中前身）。他经常阅读《向导》和《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参加“青年努力努力会”，成为了学校学生会骨干，并结识郑易里、艾思奇，成为一生挚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黄洛峰积极投入到游行示威行列，并参加讲演、募捐、演戏等活动。他目睹了劳苦大众在“三座大山”压迫下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况，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焦虑及对反动势力的愤怒，“送九州之沉冥，问天不语！望八荒之寥廓，何地埋愁？”流露出对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切关注和忧国忧民的愁绪，产生了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1926年寒假，黄洛峰与刘惠之、王旦东、艾芜结伴到易门县创办“义务学校”，践行平民教育的主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笼罩全国的血雨腥风，黄洛峰毅然于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洛峰在自传中写道：“那时由青年团入党，叫做由‘中学’升‘大学’，当时听到我已‘考上大学’时感到莫大的光荣，兴奋的不得了。”年底受党组织派遣，黄洛峰再次前往易门以办寒假义务学校为掩护，秘密建立党团组织。1928年担任中共易门、安宁、禄丰三县特委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农运工作和发展党员，创立了滇中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易门县支部并任书记。这一年，黄洛峰还不足19岁，但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份担子。1928年10月，作为正式代表兼交通联络员，参加了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秋，调任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领导昆明市的青年学生运动。1929年，与艾思奇一道筹办“云南书报社”，扩散党的主张，宣传党的政策。1930年，经组织批准，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参加中共留学生特别支部，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为此，他一度被日本池袋警察署拘捕关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愤然弃学回国，是第一批因抗议而撤离日本的留学生。他以“投在反日的洪流里，继续擎起那反抗的火炬”的决心，立下救国誓言：“我们要把你的一切耻辱洗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并担任秘书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3月6日，黄洛峰到上海“妇女反日大同盟”检查和布置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活动，准备组织游行示威时被捕，拘于提篮桥监狱，被判刑一年半，于次年10月出狱。

    1934年，黄洛峰到北平，从事日文报刊资料的收集、翻译工作，重点是东京、大连、汉城等地的十几种日文报刊，摘译一些有关军事的稿件，其中包括侵略我国的军事资料，分送有关部门使用；参加“云南旅平学会”《学会生活》杂志编辑工作，宣传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潮。

宣传马列作先锋 文化自信勇担当

    1937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改组，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任总编辑，黄洛峰应邀赴沪任经理。他们共同制定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长远任务和以抗日救国为现实任务的出版方针。经黄洛峰和艾思奇、郑易里精心研究之后拟定了出版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先要出版的就是《资本论》。1867年9月，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内容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在当时被引进中国出版是非常艰难的事。从1930年到1936年，经过京沪两地学者的努力，仍然只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1卷。当时郭大力和王亚南已经着手合译《资本论》全三卷，曾几度与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社接洽，但都未能如愿。经原《读书生活》编辑夏征农介绍，他们找到了“读社”，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财薄利弱又困难重重的出版社当即答应出版《资本论》，并完全同意译者所提出的要求，并同译者签订约稿合同：每月由出版社预付郭大力、王亚南各八十元预付版税。而且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拿出二千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供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尽管这个单立的专门账户占用全社资金近半，黄洛峰也毫不动摇，宁肯在其他方面更艰苦些，紧缩开支，也不愿失信于辛劳的译者和渴望的读者。他动员全社人员，不管大气候怎么恶劣、小环境怎么困难，都要齐心协力，保证《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

    随着抗日战争的迅速蔓延，整个出版事业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读社”也不可幸免。“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战火烧到了上海。艾思奇奔赴延安，郑易里留在上海租界内，等待《资本论》的译稿陆续交来，黄洛峰随着文化中心西移武汉。郭大力的翻译工作，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干扰。当《资本论》第1卷译稿交到郑易里手中之后，郭大力提出，为了人和译稿的安全以及能继续工作，要撤往他的家乡江西赣州。他的计划得到了“读社”的大力支持，并专门派人陪送他绕道香港等地，安全转移到达目的地。这样，郭大力在老家译完了第2卷和第3卷（其中部分稿件为王亚南所译）。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一边翻译，一边用航空信纸誊清，再以航空挂号信件，寄给武汉的黄洛峰，由黄洛峰分批妥寄给上海的郑易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无产阶级提供强大理论武器的《资本论》译稿就这样在中国的上空传递着。当《资本论》全部译稿送到郑易里手里时，已是1938年3月。为了译文的准确，郑易里对照日文译本校阅了一遍，同时又请章汉夫对照英文原版校阅过部分译稿。当黄洛峰得知《资本论》全部译稿已经过反复校阅可以付印，马上召集会议专门研究出版事宜。

     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1卷出版，9月15日第2卷出版，9月30日出齐了第3卷。至此，《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问世了。这部二百多万字三大卷精装本的科学巨著，黄色套红的封面上闪耀着“资本论”三个大字，上面印着“卡尔•马克斯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当黄洛峰看到样本时，激动不已，高声喊着：“呵！这部光辉伟大的著作，终于在中国诞生了！”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要把《资本论》从上海孤岛突破种种封锁运送到大后方是十分艰险的事。当时只能经过香港才好转运内地。第一批2000部《资本论》，装了20大箱，绕行运达广州。不幸广州被日军占领，这批书毁于战火。黄洛峰为之彻夜难眠，痛悔自己考虑不周，未能保住书的运转安全。于是致电上海，让郑易里专程携带，绕道广州湾（即湛江）内运。不期又被法国殖民者扣留，经多方疏通才得以归还。《资本论》终于和读者见面。

     如何将《资本论》安全送达延安呢？通过邮寄肯定会被查扣，于是黄洛峰安排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适逢该处有卡车往延安运送纸张和印刷器材，就在这辆卡车上，读社的张汉清等把几十部《资本论》安置在最便于保护的地方，尽管路途遥远，也完好无损地抵达延安。

     送往延安的这批《资本论》，其中一套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阅读并留下了批注，如在第1卷扉页出版时间“中华民国27年8月31日”下边写了“1938年”，还写了《资本论》原文版本第一次问世是“1867年”，又写了“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了1954年，毛泽东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写了“1867年距今87年了”。

任命黄洛峰为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通知书（1949年12月16日）

      黄洛峰不顾个人安危，从译文、出版、印刷、运输、发行，一直到送达读者手中，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刻印着黄洛峰和其他参与者的辛勤劳动和闯关过卡的智慧。这部书的出版发行，集中地反映了黄洛峰和他的同事们作为革命出版家的胆识和魄力。

     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社有计划地先后组织出版了《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通讯集》《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社会主义与战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7年1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搬迁汉口。在武汉期间，黄洛峰除了肩负读书出版社的工作外，还担负为党发行《群众》周刊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的第一个公开刊物，并从事向延安输送革命干部的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起，黄洛峰长期与郭沫若、沈钧儒、胡愈之等在一起，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团结大批进步作家、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为抗战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8年初，在叶剑英、罗炳辉的领导下，他以云南同乡的身份做滇军的统战工作，安排张冲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见面，介绍中共党员到滇军工作，在滇军中建立党的组织，为解放战争期间滇军在海城起义和争取张冲投奔延安，走向革命奠定了基础。1938年10月，黄洛峰到重庆，负责全民通讯社与南方局文化组联络工作，还曾负责过与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黄洛峰积极参加了重庆文化出版界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公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査办法》等法令，肆意摧残进步出版事业。“读社”出版的《大众哲学》、《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等多种有影响的图书，都被列为禁书。杂志稿件送审时被扣压的多达半数，每出版一期都得费尽周折，有些在检查中漏网的书刊，在邮寄过程中又常常被卡掉，送不到读者手中。黄洛峰组织发起“拒检运动”，主持起草《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开展废止国民党出版法的斗争。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黄洛峰是大会筹备会秘书长。大会刚要开始，一群特务即窜上主席台，用铁尺猛击执行主席李公仆头部，当即血流如注，郭沫若、马寅初等也遭到了毒打，较场口血案震惊中外。黄洛峰是主席团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血案前后的详细过程，向中外记者和全国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1946年6月，黄洛峰回到上海，恢复上海的出版工作。为满足读者需要，黄洛峰下决心将《资本论》修订再版。如何使再版的《资本论》宣传好、发行好，发挥更大效益。于是黄洛峰和范用等精心设计了预约发售广告，称其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这幅广告在重庆的《新华日报》1947年2月20日和2月26日均以显著位置刊出。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该广告同一天竟然也出现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且置于头版报头旁边最显眼的“报眼”处。这是黄洛峰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新闻出版检查人员只注意广告的商业性质所进行的一次巧妙斗争。当天上午，蒋介石看到《中央日报》竟然登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告，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收回这一天的全部报纸，并严令追查。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正疯狂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五路大军逼近延安。新出版业的同行们对这件事津津乐道，有人戏拟一联，十分精妙：

    194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黄洛峰任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是三联书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至此，三家书店，由原来的三块招牌、三套人马、三本帐簿，彻底合并为一家书店——三联书店。12月，奉调北上解放区。194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3日，出版委员会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出版会议。毛泽东为会议亲笔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12月，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首任局长。1950年4月兼任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总经理。1951年4月，出版总署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954年出版总署撤销并入文化部，转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8年奉命筹建北京文化学院，任文化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11月4日去世。

参考资料：范用、刘大明主编《出版家黄洛峰》；

范用主编《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

汪耀华著《中国出版家黄洛峰》；

辛锋、王思懿著《出版家黄洛峰》；

以及《鹤庆县志》